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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极右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

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可见。

美国右翼团体对麦卡锡的盖棺语是:“了不起的勇敢的灵魂,伟大的爱国者(A great courageous soul,a great American patriot)。”

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害怕共产主义兴起(Red Scared)。

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

1945年3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世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美亚》杂志编辑部,声称“搜查出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同日,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军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观察组长期工作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6人。

事后查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大部分是谢伟思等人在中国延安的近一年时间里,通过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和收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实地调查而得出的真知灼见。如在1945年2月中旬,谢伟思在为即将回国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提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 ——即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以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提供援助与否;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国民政府打内战等。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

尽管联邦大陪审团在8月份宣布因证据不能成立,谢伟思无罪开释,但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姑娘为商店当广告模特,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顶点。

早年麦卡锡

1908年11月14日,约瑟夫·麦卡锡生于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1939 年,麦卡锡虚报年龄参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巡回法庭法官的竞选,成为该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从此,麦卡锡开始了充满欺骗与谎言的政治生涯。有人这样评价麦卡锡:“无比的大胆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谎,使他的手法与一般的颠倒黑白有天壤之别。”

糟糕的州参议员

1946年,从军队中退役的麦卡锡参加参议员的竞选,凭借如簧之舌,于这年的11月当选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在参议院任职的前四年中,由于行为不检点和进行大豆期货投机交易、赌博和酗酒,他的声望一落千丈。人们常说,“在麦卡锡参议员的公文包里经常装着一瓶威士忌酒”,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事实和经不起验证的数字,把参议院和整个美国搞糊涂了”。尤其是1949年秋天,麦卡锡居然为屠杀美国士兵的纳粹党徒辩护,引起舆论哗然。因此,在这一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卡锡被评为当年“最糟糕的参议员”。此时,他太需要有一根救命稻草来帮他保住在国会的位子了。

“炮轰”国务院

1950年2月9日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麦卡锡决定在这一天“把炮弹打向国务院”。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他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在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麦卡锡则一夜之间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惠林演说之后,麦卡锡又相继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内华达州的雷诺,重复他在惠林的演讲。略有不同的是,此时的麦卡锡手中还挥舞着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所谓的“间谍名单”。但是,按照他这时的说法,名单上的人数为57人。

1950年2月11日,得意忘形的麦卡锡特地打电话给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要求他们对他的演讲公开表态。收到电报后的杜鲁门恼羞成怒,愤而提笔回信道:“我确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极其遗憾,他们的代表竟是像你这样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在写完信后,杜鲁门并未将其发出,而是将其列入“归档”,他另外责成国务卿帮办普里福依打电话给麦卡锡,希望他“把名单公布出来”。

反共浪潮的掀起

喜形

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口杜鲁门撤换朝鲜战争中的美方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经担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被杜鲁门称作“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这篇6万多字的演说中,他将“叛徒”甚至“谋杀者”的罪名安在马歇尔头上,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联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使苏联在领土等方面获利;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的特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期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等。后来,麦卡锡还让他的助手编印了《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出版,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以及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1951年冬天,在麦卡锡的无端指责和谩骂中,马歇尔不得不主动辞职,回弗吉尼亚州里斯堡农场养老。

文学界的反共浪潮

从1953年起,麦卡锡将魔掌逐渐伸向外交领域。是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 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

要害部门的反共浪潮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同时,美国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卡锡的活动越来越激起公众的反对。在欧洲,人们更是将麦卡锡直接比作希特勒。国务卿杜勒斯更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大,还是麦卡锡的权力大?在美国国内,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共和党已经是“一半属于麦卡锡,一半属于艾森豪威尔”了。1953年7月,麦卡锡的助手马修斯在《美国信使》撰文,指责美国耶稣教会牧师中“受到了共产党的严重渗透”。教会立即将电话打到白宫,抗议马修斯的诽谤。艾森豪威尔立即回信,并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谴责马修斯“不负责任的攻击”,并迫使麦卡锡解除马修斯的职务。这一行动被视为麦卡锡在1953年的“惟一引人注目的挫折”,同时,这也是艾森豪威尔准备向麦卡锡“摊牌”的标志。

Nelson Algren, 作家,他被朋友Stuart McCarrell认为“过于极端”,FBI曾怀疑他有颠覆倾向,建立了500页的档案但没有找到具体证据50年代他想和女友去巴黎但因为他在监视名单上而得不到护照,直到60年代才得到。

查理·卓别林

卓别林的政治观点始终倾向左派。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的政治见解相当缓和,但是在1940年代的美国,许多人认为他的政治观点是非常极端、非常危险的。在大萧条前卓别林的无声电影的政治性不强,他的流浪汉的角色只不过是贫困,有时与法律发生冲突。卓别林1930年代的电影就非常政治化了。《摩登时代》描述了工人和穷人在工业社会中的不幸状态。1940年的《大独裁者》最后的一段演讲批评了民族主义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卓别林于1942年公开要求帮助苏联在欧洲开辟一个第二战场也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事件。原本就怀疑他是共产党的FB

罗伯特·奥本海默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钱学森

在1954年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遭遇了他的“滑铁卢”。美国有线电视网对这一系列影响重大的听证会进行了现场直播。当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揭开了麦卡锡调查活动的黑幕时,麦卡锡则施展东拉西扯和哗众取宠的惯用伎俩,并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滥用参议院的议事程序,刻意干扰听证调查。当麦卡锡竭尽胡搅蛮缠之能事,肆意攻击在场的陆军部律师约瑟夫·韦尔奇的一名年轻助手时,一向和蔼的韦尔奇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拍案而起,质问麦卡锡道:“参议员先生,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1954年12月1日,在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一片声讨声中,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弹劾麦卡锡的决议,并对麦卡锡进行谴责。

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之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说。
  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几个月之后的19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

在“麦卡锡主义”最为猖獗的时期,中美关系正处于冷战寒冰的封冻之下。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反共”成了美国的惟一选择。麦卡锡在中国问题上的发难,导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几届美国政府一直采取非常僵硬的东亚政策,谁也不敢主动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

麦卡锡主义代表了整个美国社会上保守及排外团体的广泛的政治同盟,没有谁能逃脱他们的攻击。在杜鲁门政府及行政……即使是信奉学术自由的学术界也难以抵制麦卡锡主义的影响。

在美国国内,成千上万的华裔被怀疑为“间谍”。他们不仅被非法传讯,不准寄钱给大洋彼岸的亲人,甚至被禁止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还有不少人因被指责“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遭暗杀。在美国工作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也因被指责在战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这表明,他已经不能继续从事喷气推进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实验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前,钱学森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钱学森回国时不仅没有带回任何研究资料,甚至连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带回。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也因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离开祖国,远走瑞士。1972年2月15日,斯诺客死日内瓦。斯诺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时发现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国,因为他热爱中国;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国,安葬在故乡的哈得孙河畔。

维诺那计划(英语:Venona project)是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联手合作进行的一项长期的的秘密情报收集和分析任务,目的在截获和破译苏联情报机关(大部分在二战期间)所发出的消息。美英两国的情报机关(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先后使用过13个代号来代表这一计划,最后使用的代号叫做“维诺那”。“维诺那”这个代号没有任何实际含义(在国家安全局解密文档中,“维诺那”用大写字母“VENONA”来表示,但是小写的写法通常为公众所用)。
  在冷战开始的头几年中,维诺那计划是由西方军事部门领导的用于收集苏联情报机构信息的一个计划。尽管它并不为公众所知,甚至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都处于保密状态,但是这个计划却对于冷战早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包括罗森堡夫妇间谍案以及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和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叛逃苏联一事。
  维诺那计划所涉及的大部分信息是在1942年到1945年之间被截获并开始着手破译的。在1945年的某个时候,维诺那计划的存在被苏联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和其安插在美国军方情报分析和破译机构SIGINT的间谍、密码分析和破译专家比尔·维斯班德(Bill Weisband)所泄漏。这些被截获的信息在1946年早些时候被一点一点的破译,从此以后破译工作一直没有中断,直到1980年当维诺那计划被正式宣布终止,但是计划中所剩余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被放弃,而是合并到其他的更加重要的项目中去。
  到底有多少人和苏联情报机构有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很多学术界的人士和历史学家相信维诺那计划中所涉及到的人不是苏联方面的职业间谍就是苏联情报机构所雇佣的间谍,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计划中的很多人并没有恶意,不应算作有罪。

Venona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

Mary Jane Keeney: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

Lauchlin Currie,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

Virginius Frank Coe: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间谍网头目;

Harold Glasser: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员会”(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个工作人员;

Allan Rosenberg: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并加入毛泽东政权(1994死在中国);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

Franz Leopold Neumann: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分部负责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

Leonard Mins: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 :英国安全协调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创办人;

Gerald Graze: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 Lee List #29,从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得到证实,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共产党机关报);

David Karr: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记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John Abt,委员会首席律师(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

Allen Rosenberg,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国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

Charles Flato,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

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府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发展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

“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担任高级职务。”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这个名单在委员会内部发表。

这个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只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 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Wheeling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

尽管不是全部,但麦卡锡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李名单”或李议员在1947年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理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单”。Tydings委员会(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个名单。除了上面已经列出的Venona文件证实的间谍以外,还有一些麦卡锡指证的安全和忠诚隐患被证明是正确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妇,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8号和49号,李名单59号。

Esther Brunau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47号,李名单55号。

Gertrude Cameron,美国国务院,信息和编辑专家;麦卡锡案例55号,李名单65号。

Nelson Chipch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3号。

Herbert Fiers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1号,李名单51号。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国国务院;李名单106号。

Stella Gord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0号,李名单45号。

Stanley Graze,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麦卡锡案例8号,李名单8号。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号,李名单4号。

Myron Victor Hu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65号,李名单79号。

Philip Jessup,美国国务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军事政府事务和管理海军学院副院长(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驻联合国代表,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麦卡锡案例15号。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4号。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国海军部;麦卡锡案例56号,李名单66号。

Val R. Lorw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4号,李名单64号。

Daniel F. Margolie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1号,李名单46号。

Peveril Meigs,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部;麦卡锡案例3号,李名单2号。

Ella M. Montagu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4号,李名单32号。

Olga V. Osnat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81号,李名单78号。

Edward Posniak,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7号。

Philip Raine,美国国务院,地区专家;麦卡锡案例52号,李名单62号。

Robert Ros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2号,李名单30号。

Sylvia Schimmel,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0号,李名单60号。

Frederick Schumann,美国国务院合同雇用的讲师,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单上。

William T. Ston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6号,李名单54号。

Frances M. Tuchs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6号,李名单6号。

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号,李名单52号。

David Zablodowsky,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出版部主管;麦卡锡案例103号。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里,她这样评价麦卡锡:“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当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莱坞的十个人”之一,O'Reilly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的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作证。而麦卡锡是在1950年才开始他的反共战斗。
  1953-1954年,麦卡锡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被管理人员拒绝,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他说:“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为有很大权力的拨款委员会主席,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搬到亚利桑那。”
  美国成立了“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有人认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无辜。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像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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